現在位置 : 國際 > 研究日本人:日本人的性格分析
日本人的性格特點 來源:百度知道 2011-08-28 對於日本這個國家,我們的心理是很複雜的。日本和中國有太多的淵源,也有太多的**。因為日本,這是個曾經侵略過我們的國家,曾經在投降書上簽字的國家,這個到目前為止其首相還在不斷參拜其鬼社的國家,我們該如何面對?如何認識?對於為何日本要在並且能夠在我們的國土上進行大肆的掠奪和屠戮;對於日本國到現在為止對曾經的那場侵略戰爭的模糊的認識與曖昧的態度,國人心中充滿了憤怒!在這憤怒之外,也許更多的是疑惑,是深思……帶著這些疑惑,本人對日本民族國民性進行了簡要的分析,希望能夠解決自己認識中的一些問題,同時也希望各位網友給以指正。 民族性格是一個民族的群體人格,是一個民族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各種心理和行為特征之總和,它賦予了民族心理以質的規定性,這種質的規定性足以將一個民族和他穆族區別開來。從某種意義上說,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文化長期積澱而成的共同的心理素質,是民族最重要的也是最為基本的標誌。因此,要對一個民族的心理進行分析,必定離不開該民族的文化背景和其長期以來所形成的行為傾向和行為模式。本人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日本人的性格進行了簡要的分析: 日本人強烈的集團意識 集團意識可以說是日本人最具特點的國民性。日本人的集團性特點起源於其稻作文化。因為稻作不同於廣種薄收、靠天吃飯的旱田耕作,興修水利、插秧收割等都需要集體的勞動與合作,由此形成了農村共同體,產生了集團意識。而日本社會傳統的家族制度(武士階級的家族制度和民眾的家族制度)也是產生日本人集團性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無論是哪一種家族制度,家長的權威是需要家族成員絕對服從的。因此,在日本人的集團內部又很多的原則:權威的支配和對權威的無條件追隨;不允許一切自主性批判反省的社會規範;集團內部的家族式氣氛與對外部的敵對意識的對立。 在日本人強烈的集團意識中,又體現出日本人強烈的依賴心理。日本人普遍存在和想要依賴他人的心理,這是日本人區別於歐美人的重要心理特征,而這也是理解日本人恩德精神構造和社會構造的關鍵。正是因為有依賴心理,在集團內部擔心被逼人看不起而失去依賴,所以有“恥”的感覺;正是因為這樣的依賴心理的存在,日本人在集團內部所表現出了行動和認識的強烈的一致性。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依賴心理也許是日本人集團內部凝聚力強的一個重要因素。 對日本人集團性最流行的描述就是“一個中國人能抵得過十個日本人,但是十個中國人卻抵不過一個日本人。”因此,日本人更像蜜蜂,就單個個體而言未必優秀,但是,一旦結成一個小群體、小集團後,協調默契的配合卻給他們帶來的巨大的力量。 在日本人的集團意識中,內外有別又是其重要的心理特征。在集團內部、對熟人,日本人講究的是“和”,講究的是禮儀周全,替他人著想;他們對集團內部的成員表現得克制、謙和、彬彬有禮,但是對於集團外部的人和事,或者在沒有熟人的場合,其行為卻變得大膽無禮和無所顧忌。從而不難理解,在1937年中國的南京,為何日本軍隊能夠集體行動對中國軍民進行大肆屠殺!因為,在日本人的意識內,集團的行為就是正確的,而且長官的命令必須絕對地無條件服從。他們潛意識里認為:“集體犯罪不是犯罪”(入谷敏男:日本人的集團心理)。再想想日本人在中國南部某城的買春事件,更是對日本人的這個特點表現得淋漓盡致。因為這些日本人是在中國,他們自己的這個小集團之外的社會對他們來講,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這個陌生的環境里沒有熟人,所以,對於生人,他們完全可以無所顧忌,任意妄為,並且不需要對此承擔任何責任。 日本人強烈的序列意識和等級觀念 日本人重視“縱式”關系,他們趨向於把人、社會集團、國家等一切事物想象成一個序列。因此,他們對於自己以及自己在集團和國家在等級序列中的地位比較敏感。所以,日本人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對權威有極大的敬畏和服從。他們性格上傾向於媚上傲下,對強者盲目崇拜和服從,對弱者缺乏同情心,甚至鄙視弱者。 日本人將這種強烈的等級觀念也投射到與其它國家和民族的關系上。他們把世界上的國家排列成一個序列,這種序列在不同時期會有所改變。因此,在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認為在亞洲,自己是第一號強國,所以,它傲視一切亞洲國家,它欺淩一切亞洲國家,因為在他們眼里,只有強者才可以被尊重,弱者就應該被踐踏。日本對戰爭的看法:只要各國都擁有絕對的主權,整個國際社會就會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之中。因而,日本必須為建立一種等級秩序而鬥爭。這個歷史使命只能由日本來完成,因為只有日本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自上而下等級制的國家,也只有她最了解“每人都擺正自己位置”的必要性。(本尼迪克特:菊與刀) 但是,當美國人的蘑菇雲在它兩個城市升起之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後,日本人的態度完全轉變,因為,他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美國人是第一,美國是強者,所以,日本應該對美國俯首稱臣、頂禮膜拜,在他們眼里這是天經地義的事。而直到今天,日本的外交仍然受這種序列意識等級觀念的影響。日本總是跟在美國人身後指手畫腳,完全是一幅美國的小弟弟的模樣。當時,在亞洲,日本卻始終認為自己是亞洲的老大,他們總是擔心這樣的秩序被打破。這也是當今日本恐懼中國崛起的一個重要的心理因素。 日本人的自卑感與優越感並存的心理特徵 這是日本人性格中多種矛盾組合中的一種。從心理學角度來看,自卑感與優越感並存是一事物的兩種面孔。因為自卑感會經常地造成一種緊張狀態,人不可能長期忍受這種狀態,因此,為了達到內心的平衡,人們會從相反的方面,用一種優越感來自我調節。 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認為,日本人的自卑感源於日本的恥感文化和日本文化的“自卑感”。自卑感使日本人殊言自我,甚至可以達到“無我”的地步。但是同時日本人有著極強的優越感,從某個角度而言,正是因為有自卑感的存在,才使得日本人在另外一面尋求優越感的存在。 早在日本向隋唐稱臣的同時,就建立起了自己對朝鮮半島的大國地位,模仿中華帝國的冊封體系,令朝鮮半島各國向其稱臣納貢;這種優越意識在日本神道教中表現更為明顯,“佛法為萬法之花果,儒教為萬法之枝葉,神道教為萬法之相本,彼之二教,神道教之分化也。”無根無一枝葉,也無以花果,所以神道教高於佛教與儒教,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而在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經過奮發圖強,大量移植西方文明,很快躋身世界五強之列。從此,日本人更是認為自己是天下人類中的“優等民族”,日本是“神土國家”,極力宣揚所謂的日本精髓“大和魂”。 在戰爭中,日本人的這種性格特征表現得更為突出和明顯。因為日本是一個島國,他們缺乏資源,日本人對此極度焦慮,並且急於向外擴張。當他們和地大物博的中國相比時,他們骨子里是很自卑的,因此他們依靠強大的國力作依托,對中國發動了戰爭。這場戰爭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掠奪資源。而一旦當他們發現很容易地進入貌似強大的中國並且迅速占領一部分中國領土時,他們的優越感便表露無遺。這時他們發現他們“大和民族”是那樣的強大,而中國人是如此容易便被擊潰,他們越發以為中國人是不如他們“大和民族”的。以往中國的輝煌、日本對中國的俯首稱臣必須以中國人的消失為代價。 就當前世界局勢來看,日本在外交是總是仰美國鼻息,但是對於亞洲國家,日本總是趾高氣揚。因為在美國面前,日本是自卑的;而在亞洲,日本有著無與倫比的經濟優勢,因此,也就有極大的心理優勢。 日本人的精神至上信念和對天皇的崇拜 日本人信奉精神至上的原則,他們追求精神的超越,他們對精神的追求超過了對物質的追求。在戰爭中,日本人的這種性格表性的極為突出。 在二戰中,日本叫嚷著日本必勝,宣揚精神必將戰勝物質。日本人認為,同美國人的戰爭並不是軍備的較量,而是日本人崇尚精神與美國人崇尚物質兩種觀念的較量。即使是在美軍打了勝仗的時候,他們還在反複地說:“在這場較量中,物質力量註定必將失敗。” 日本人認為,精神就是一切,精神是永恒的。物質當然也必不可少的,但那卻是次要的,短暫易逝的。 在三十年代,前陸軍大臣、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荒木大將在《告日本國民書》的宣傳小冊子中寫道:日本的“天定使命”就是要在“全世界宣揚武士道精神,力量不足不是問題,我們日本人難道還怕那些純物質的東西嗎?”日本人認為:軍艦、大炮等物質的東西只不過是永恒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這就像武士的佩刀是武士道德品質的象征一樣。(本尼迪克特:菊與刀) 說到精神,就不得不說日本天皇。因為天皇和日本是分不開的,武士道精神和天皇是分不開的。沒有天皇的日本就不能被稱為日本。因為天皇是日本的象征,使日本國民的象征,是日本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對象。甚至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天皇,就是日本人的精神支柱。即使日本戰敗,天皇也不能因此而受到譴責。而事實果真是如此:日本天皇沒有被審判。當然這其中也有美國人自己的利益所在,但是正是因為日本天皇在日本國民心中的重要地位才使得美國人對此有所顧忌,美國人要考慮到自己戰後對日本的統治的便利。日本的戰敗,由內閣和軍部領導人來承擔責任,天皇卻沒有任何罪責;雖然日本戰敗了,但是所有的日本國民仍然在繼續對天皇虔誠崇拜。 結語 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在許多方面表現出典型的混合型特征,這些往往是二元性混合。如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對日本人性格的描述:日本人是既生性好鬥而又溫和謙讓;既窮兵黷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驁自大而又彬彬有禮;既頑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既忠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於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最後,補充一點,對於日本的研發高科技產品的能力、日本的團隊精神、日本企業文化等等許多好的方面,我們也不能一味排斥,學習敵人不是屈服敵人,而是戰勝敵人,即使我一直把日本人當敵人,但還是要這麽說。 |
人生如戲:日本人柔順與施暴的雙重性格
文章摘自《近代中日博弈的關鍵時刻》 作者:老槍 出版社: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2011年6月 美國學者魯恩·本尼迪克特夫人在《菊花與刀》一書中寫道:“大和民族是世界上很奇異和獨特的民族,他們既是順和溫良、彬彬有禮的,又是崇尚武力、堅忍不拔和具有爆發力的民族;他們一手捧著柔美秀麗的菊花,一手提著鋒利的刀劍,總是神情緊張地聳立在地球之顛。” 日本是一個民族構成比較單一的國家。全國人口大約1.2億,居世界第七位,除了約2萬阿伊努族人外,其余99%以上都是大和民族。如此單一的民族構成,確實是非常罕見。民族構成的單一性,在客觀上加強了日本文化的同質性和作為一個單一大家庭的日本集體主義意識。 日本不僅沒有天然資源的恩賜,而且沒有燦爛的文化根底。但是,近代日本人依靠其強悍的民族意識,在自卑與自大的情愫中徘徊、掙紮,奮力前行。 狹小的國土、匱乏的資源、頻繁的災害鑄就了日本人對民族、國家的使命感。 每一個日本人從小就牢牢樹立了民族、國家的觀念。在日本人看來自己似乎不是作為生物學意義上的人來到這個世界上的,而是作為日本人、作為大和民族的一分子來到這個世界上的。留學美國密執安大學的一位日本青年,僅僅因為沒有獲得優勝獎,就遙對富士山,縱身於太平洋的波濤洶湧之中。日本人的這種民族情緒,同時也孕育了日本人的向外意識和掠奪性,以走出本土、擴張掠奪別國領土以彌補本國領土的狹小和資源的不足。 1. 等級與服從 在日本人心里,人從來是不平等的。日本人在每一次寒暄、每一次相互接觸中都必須表示出雙方社會地位的性質和程度。任何兩個陌生人碰面,首先要迅速確定彼此間相對的地位高下,用日語來說,就是“目上”還是“目下”(即應往上看還是往下看),然後決定用什麽方式說話。每當一個日本人向另一個日本人講“吃”或“坐”時,都必須按對方與自己親疏程度、地位尊卑使用不同的詞匯。“你”這個詞就有幾個不同的說法,在不同的場合必須用不同的“你”;動詞也有不同的詞根。概而言之,日本語像許多其他太平洋上的語言一樣有“敬語”和“謙語”,這是每一個學習日本語的人必須掌握的語言藝術──因為這種語言的藝術在無形中強化著日本人對等級觀念的認同感。 除了語言之外,日本人還通過肢體動作表達對彼此地位高下的認同──所有這些動作都有詳細的規矩和慣例。例如,地位較低者面對地位較高者時,除了必須使用“敬語”之外,還必須伴有適當的鞠躬和跪拜──不僅要懂得向誰鞠躬,而且必須懂得鞠躬的程度。鞠躬的方式很多,從跪在地上、雙手伏地、額觸手背的最高跪拜禮,直到簡單地動動肩、點點頭。對某一個人來講是十分適度的鞠躬,在另一位和鞠躬者的關系稍有不同的主人身上,就會被認為是一種無禮。 每一個日本人都必須學習在哪種場合該行哪種禮,而且從孩提時期起就得在家里學習禮儀並細致地觀察禮儀。母親背著嬰兒時就應當用手按下嬰兒的頭、教嬰兒懂禮節;幼兒搖搖晃晃會走時,要學的第一課就是學習尊敬父兄;妻子要給丈夫鞠躬,孩子要給父親鞠躬,弟弟要給哥哥鞠躬,女孩子則不論年齡大小都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並不是徒具形式,它意味著“鞠躬的人承認對方有權幹預己方的事務、受禮的一方也承認要承擔與其地位相應的某種責任”。 在上千年的歷史中,日本人一直生活在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里。無論是在家庭生活中還是在社會交往中,每個人都必須依照年齡、輩分、性別、階層決定著自己適當的行為。一旦有人逾越被劃分得十分周詳的等級體系,無論是上層貴族還是下層平民,都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只有“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地生活在等級關系中,日本人才會由衷地感到安全和踏實。 在由日本人組成的所有組織中都極其講究秩序,幾乎所有的人際關系都被簡單地還原成“上級”與“下級”這種單一的軍階式的關系──上級對下級擁有絕對的權力、下級對上級只有義務。日本人從小便懂得:生活中的大多數事情皆由上級決定,必須小心謹慎地按上級的旨意行事,必須始終權衡自己的行為是否在紀律的允許之內。 無論日本如何堅持不懈地從外部輸入文化,其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始終未曾被動搖過。盡管日本近百年來受到西方文化的熏染,但是其本質依然是一個等級社會。尊卑貴賤的社會等級世界觀是日本文明的支柱,並被賦予了“神性”,否定這套等級觀念意味著對日本文明本身的否定。因此日本人從來沒有設想過放棄等級體系的價值觀,他們習慣了按照“尊卑、貴賤、上下、長幼”這樣的“天道”來安排自己的生活、組成日本社會。“以天皇為中心的等級式道義社會,以層層的恩義為磚石,維持其穩定與和諧。每個日本人都不再是單獨的個人,他是這個恩義大世界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他本身和鄰近的人也是一個具體而微的恩義宇宙。每個人都要明白自己在這個宇宙中的位置,他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其身份地位,不能越界。” 2. 同質化與集體無意識 日本人十分強調個人與集團的“一體化”,即在一個封閉的範圍內,通過鼓勵成員的全身心投入營造出一種同舟共濟、患難與共的歸屬感,從而強化集團的作用。這是日本被貼上諸如“集團動物”、“團隊精神”、“不事二主”、“從一而終”標簽的根本原因。正是日本人的這種集團主義和服從意識使日本社會高度同質化,並由此派生出日本社會的獨特性。 在中國社會中,血緣的凝聚力是構成社會組織結構的核心。而在日本,地緣的凝聚力則在構建社會組織機構中居於主導。由於近代之前的日本社會缺失姓氏制度,使其難以建立起依托姓氏的宗族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對地方權力長官的效忠。這種制度在現代日本社會則演化成為對利益集團的效忠,這是日本集團主義的歷史淵源。集團主義長期以來被公認為日本社會最為明顯的文化特征。它指的是一個集團的全體成員在感情上相互依賴,在行動上休戚與共的社會價值和行為模式。集團主義的價值觀強調:當個人在處理與集體(小至家庭、大至國家)之間的關系時,個人應當多以集團的整體利益為出發點,避免因為個人的喜好而傷害到整體的利益,要做到相互協調、滅私奉公。因此,在這樣一種“集團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的價值觀引導下,個人與集體之間雖然也強調“以和為貴”,但是如果個人的言行與集體定下的規範不符,就可能成為被人指責和孤立的對象。任何與“違規者”相關的親朋好友,乃至於其所屬的集團,也將會因此而承受巨大的社會壓力。 正是這樣一種社會價值觀的長期作用培養了日本人強烈的集團歸屬意識──人們時時意識到自己屬於集團的一員、個人應該屬於集團、集團成員由一種共同命運和共同利益聯系在一起,因此以集團為本位的日本社會從根本上否定了具有獨立人格之個體的存在。日本人有著怕被排除在集團之外的“先天”憂慮,因此並不過分堅持自己的主張,而是盡可能地和周圍的人步調一致,即使有意見分歧也願意圓滿解決。作為“集團本位”之社會心理的無意識表現,日本人在被征求意見時往往會“不由自主地”反問:“大家是怎麽說的?”日本人不願意固執己見、突出自己,更喜歡贊同大家的意見從而達到統一的目的。正是由於這種思想,日本人十分註意別人對自己行為的評價。被人瞧不起、或遭到拒絕,特別是在大庭廣眾面前時,會感到一種恥辱。 思維方式決定著行為方式。日本人“與眾不同”的思維方式決定了他們“與眾不同”的行為方式。日本人與中國人最大的不同莫過於喜歡合群和重視集團的共同行動。一千多年以來,日本社會一直以集團為中心,因此形成了許多不用言傳、只用某一動作即能互相理解的表達方法,某些想法甚至需要在不言自明的沈默中傳遞。只有能夠做到相互間心領神會的才是自己人,反之視為外人,並以“客”待之。一個形象的說法是:日本人就像池子中的一群小魚,秩序井然地朝著一個方向遊動;如果有一塊石子投入水中,攪亂了這個隊列,它們就會轉變方向,朝著相反的方向遊去;無論怎樣變化,它們始終保持隊列整齊、成群遊動。 分析日本國民性形成原因的一個合適方法是從考察日本的家族制度入手。日本傳統的家族制度作為日本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在培養國民的國家觀念、形成民族團結方面產生過巨大的威力。在日本傳統家族制度建立之後,幾乎難以找出足以導致改朝換代的爭鬥,更少有能夠改變歷史進程的內部不同派別的殊死拼殺。因此,盡管日本是個“開化”甚遲的國家,但是較強的民族凝聚力使日本人減少了“內耗”、得以實現社會經濟相對穩定的發展,從而做到“後來居上”。而一旦國家與民族受到外來威脅(如元朝曾對日本用兵、幕末西方殖民者以武力叩關)或需要一致對外(近代以來發動一系列對外侵略戰爭)時,全體國民就表現出高度的團結與統一,自覺作出獻身式的奉獻。 集團主義發展的最終歸宿是所謂“忠君愛國”,就是在“國家至上”的信念引導下,抑制和放棄自我、無條件地服從天皇和國家。在近代日本發動的一系列對外戰爭中,集團主義的變種──剝奪自我、抹殺人性的軍國主義被作為軍人思想教化的工具,造就了無數愚昧、狂熱的軍人。在狂熱代替了理性的時代,許多人抱著“作為皇國民應生死一貫扶翼無窮之皇運”、“七生報國、一死心堅”的信念,喊著“天皇陛下萬歲”的口號而喪命戰場。 回顧日本的近現代史,集團主義的價值觀在日本處於危難之際的確曾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明治日本能夠在短短30年間躋身成為世界列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一價值已經融入到日本人的血液之中,成為日本社會每一成員的內在行為規範。 3. 神國與神之子
神道教是日本固有的宗教,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神道教的教義認為:日本的國土、日本的民族、日本人都是天照大神創造的,天皇被視為不可侵犯的神,皇室成員被稱為“雲上人”,只有這個家族的人才能繼承皇位。日本從來沒有接受過“世俗化皇帝”的觀念,因此,在中國經常發生的改朝換代在日本卻一次也沒發生過。 神道教宣稱,日本為神造之國,即為“神國”,其他國家則是神創造日本時濺出的泡沫凝聚而成。這種“神國”觀念使日本人產生一種荒誕的“集體意識”:認為他們自己在世界上有著絕對優越地位,他們負有統治世界的神聖使命。正是日本人作為“神的子民”的優越感和島國國民所特有的封閉性,使他們產生了排斥他者的“集體意識”。在這種“集體意識”支配下,日本人會對陌生人做一些他們彼此之間從來不做的事,他們會在外國幹一些在日本國內從來不幹的事情。 從明治時期起,日本政府進一步將神道教提升為國家宗教,以崇拜天皇為中心、以“盡忠報國”為主要教義。 4. “八肱一宇” 19世紀中葉形成的日本中心主義繼承了“皇道史觀”思想,進而提出“八肱一宇”觀點:世界是由八條大繩子緊密連在一起的,最終歸結到一個中心點,這就是日本;“世界正等待著偉大的天皇之軍來撫育、教化和征服萬國,地球將被日本統一”。用這種架構所延伸出的天下觀,便是以天皇為軸心所進行的“八肱一宇”規劃過程:越早歸服於日本的,權力越大;權力也與文明形成正比,屬於軸心的日本,文化程度最高。這里我們可以嗅出一個相似的元素:中華文化的“華夷秩序”觀。 這種“八肱一宇”的天下觀是日本人根深蒂固的等級制觀念的邏輯延伸。在日本人看來,一個完美的社會就是一個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社會,無論是國際秩序還是國內秩序莫不如此。國際上按種族的優劣來排列,國內按人的優劣來排列,最優秀和最完美的種族和個人就是最高的統治者,要由他們來負責秩序的安排和管理。日本人進而認為:只要各國擁有絕對主權,世界上的無政府狀態就不會結束;一個處於無政府狀態的世界由於缺少秩序而不完美,因此日本必須為在世界範圍內建立等級秩序而戰鬥。當然,這一秩序的領導只能是日本,因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的國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自近代以來的一系列富國強兵改革正是以“將這一等級秩序觀念從國內投射到國際”為其源動力。 日本人是一個絕對臣服於實力的民族,對內他們臣服於來自上級的一切命令,在外他們臣服於強大的民族或者各種團體。在他們的眼中只有實力才可以讓他們臣服。 5. “目的高於道義” 日本人是善於吸收外來文化的民族,歷史上每一次大規模吸收外來文化的過程,都是形成本民族文化模式的過程:古代日本虔誠地吸收唐風文化,然後轉化為本民族的和風文化;明治維新後勵精圖治,積極吸收歐洲文化,使本國成為唯一在東方發展了近代資本主義的國家。日本文化是通過吸收、選擇外來文化,並融合本民族文化傳統才得以形成的混合文化,吸收、選擇、融合,三者缺一不可。在這個過程中,貫穿了日本人強烈的務實精神。 日本人的務實精神有其歷史淵源。在傳統社會里,日本人重家族而輕血緣的態度打破了家族血緣關系的封閉性,使人們可以依據品德和才能標準選擇家業繼承人。異姓的養子、婿養子在改變了姓氏之後,就可以進入家庭、繼承家業,是否具有血緣關系並不重要。反之,如果沒有繼承和管理家業的能力和良好的資質,即使親生兒子也可能被剝奪家業繼承權。這種所謂“暖簾重於家業”的態度正是日本人實用主義價值觀的具體體現。 然而,日本人的實用主義價值觀也產生了極其明顯的負面效應:日本的統治者始終未能學會運用普遍的道德原理去培養有道德素質的人民,他們關心的始終是怎樣馴服被統治者。即使是深刻影響日本社會各個方面的神道教,除了一些用於祭祀的東拼西湊的巫術之外,並無任何規範性的教義或道德信條。抱著實用主義態度看待世界的日本人,不承認在這個世界上除了身份等級、統治者的命令這類世俗價值之外還有一個獨立存在的普遍真理或宗教信仰。 普遍性原理缺失的結果是:使日本人養成了一種罕見的察言觀色的能力。一旦情況有變,日本人馬上會如變色龍般調整自己。無論處在什麽樣的情況下,日本人都能迅速察覺到力之所在,一旦判明力之所在之後,他們便付諸行動。無論情況如何,也無論目的如何,日本人都會唯力是從,對他們來講,力即正義。 這種實用主義的價值觀可以邏輯地解釋:為什麽“為了現實的利益可以迅速放棄原有主張”,這種在其他民族看來是缺少誠信的行為,被日本人視為“務實”;為什麽日本人在相互的交往中急於了解的不是對方所遵循的原則,而是對方的實力和利益底線;為什麽日本人更多地依靠“表面的現象”,如對方的國籍等來判斷對方的價值和決定自己的態度。 6. 武士道精神 日本傳統文化中有崇尚兇猛、神秘的一面,這在武士道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日本有句諺語“花數櫻花,人數武士”,表明了武士在日本社會受到的普遍尊崇。 武士精神對日本國民性的影響至深至遠。11世紀前後以殺伐為職業的武士階層崛起於日本社會,成為以後近千年中最為活躍的社會階層。江戶時代武士文化吸收朱子學的名分觀念,倡導與發展了“得主盡忠、交友守信”,“盡忠孝,常住死”的倫理觀,形成為武士道。武士道從倫理關系上加固了武士階層,同時具有了獨特明確的思想特征,它使得武士在嗜殺尚武的同時又講求忠孝信義,舉止儒雅,從而在血泊與文墨、刀劍與紙筆之間達到心理平衡。而儒雅之風並未使武士怯懦茍且,反使之強化了嗜殺之性,變得更加酷虐冷血,甚至為試刀、練劍而經常無故砍殺路人。作為四民之首的武士階層享有許多特權,他們的思想與行為模式成為全民族的楷模而受到敬畏崇仰,由此日本國民性打下了深刻的剛勇尚武的烙印。 武士道的精髓就是忠誠,其次是勇敢,這是尚武傳統與禪宗結合的產物。“武士道就意味著死”,武士的自尊意識極為強烈,視名譽重於生命,為了榮譽可以不顧一切,以至於切腹自殺。17世紀大道士友山在《武道初心集》中說:“對於武士來說,最為要緊的思想,即從元旦清晨起到除夕的最後一刻,日日夜夜都必須考慮到的,就是死的觀念。”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傳統武家文化(尚武精神)與儒學的忠孝名分觀念,禪宗的“死生一如”思想相結合的產物,是武家統治下的社會環境長期陶冶的結果。禪宗思想在形成武士道的過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其頓悟觀認為,人通過自我修煉可以大徹大悟,而只有否定了作為執迷根源的自我,進入無我境界,完全斷絕了生死羈絆,無視生死差別,視死亡如夢幻才能“見佛成性”。這與武士臨戰時“忘我”、“忘親”、“忘家”的思想是相通的。這樣,禪宗便被廣泛運用於軍政領域,對武士、政客進行身體、意誌、技能方面的訓練,使人意誌堅定、冷酷殘忍、專心一意、機敏練達,不受物欲、情欲的困擾。武士通過這樣的訓練,其人生理想便會追求如櫻花一般的境界,在短暫的人生中轟轟烈烈拋灑熱血於疆場,以報效主君。他們理想的生活是所謂的“血淚生活”——即勇敢與忠誠。這種生活追求如同櫻花一般適時燦爛開放,寂寥灑脫,然後很快悲壯雕零,悄然無聲。 武士的精神境界為日本國民廣為向往、憧憬,成為理想的人生模式。而這種人生追求在缺乏道義規範的情況下,極易形成施暴沖動與鋌而走險的賭徒心理。這在歷史上日本進行的多次對外侵略戰爭中都有顯現。明治維新後,武士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消失了,但武士道精神卻融入日本國民的靈魂。1882年以天皇名義頒行的“軍人敕諭”,要求軍人恪守忠節、禮儀、勇武、信義、質樸精神,這都來自於武士道。之後的歷次侵略戰爭中武士道精神的影響更廣為人知。所以有人說,“哪怕是思想最先進的日本人,只要揭開他的外衣,就會發現他是一個武士”。 武士文化的思維模式多變而複雜,崇尚剛猛,有恃強與冒險的性格,非理性地迷信武力;服膺強者,蔑視弱者,敬畏主君,相信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法則;其行為方式與價值選擇傾向於極端化,炫耀武力,以力服人,向世界索取。武士道體現了典型的“恥辱文化”,為了面子可以不顧一切甚至無視客觀事實,相信“精神長住,靈魂不滅”;為追求名譽可以不擇手段。其價值倫理認為,人的雙重性格不是“天理”與“人欲”、“善”與“惡”的對立,而是“柔順”與“剛猛”兩個同屬善的範疇構成,前者用於處理與上級、集團內部、敬畏的強者之間的關系,後者用於對手。這種理念造就下的人,在戰時尤其在國外,就會成殺人不眨眼的屠夫。日本國民性中的尚武、施暴、好鬥、不怕死、不認輸的特征與這種武士文化息息相關。 日本人從不承認這個世界上人人都享有同樣的權利;日本的文化崇拜強者,對強者無條件地服從、極盡諂媚之能事;日本人屈服於強者的目的是為了成為強者;日本人相信力量,為求強權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不擇一切手段;日本人認為謀得尊者、貴族、上層的地位靠的是弱肉強食、物競天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規則,是你死我活的競爭;日本人從一種行為轉向另一種行為,在精神上不會感到痛苦,因為日本人從來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和惡的力量相互鬥爭的舞臺,相反他們把人生當成一出戲。 ============================================= |
1944年6月,美國社會科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在接受研究日本任務之後,寫了一本聞名於世的書──《菊與刀》,用“菊”與“刀”來象徵日本人的雙重性格,如愛美但又黷武,彬彬有禮但又倔傲自尊,柔弱善變而又頑梗不化,怯懦而又勇敢,叛變而又忠貞,等等。這是典型的美國人或者説是歐美國家對日本的看法,至今都是如此,比如日本人一見人就點頭哈腰貌似講禮貌,人多的時候安靜、排除貌似講究秩序,等等諸如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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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面日本人》試讀:日本人的雙重性格
《雙面日本人》 2009-6 出版 日本人的雙重性格當有人問我們,中國人具有怎樣的獨特民族性格時,我們會如何回答?應該說,絕大多數人會感到茫然。給中國人的獨特民族性格下一個準確而科學的定義是十分困難的。因為這一概念的準確性要求與現實中國人的複雜性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民族眾多的國家,各民族在文化傳統、生存環境和風俗習慣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南方人和北方人、東部人和西部人在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各有特點,甚至不同省份、不同地區之間也都不可一言以蔽之,因此,這種多樣性的複雜存在很難用一個準確的概念來解答。 日本人也是如此。盡管日本常常被稱為“單一民族”(大和民族)、“單一語言”(日語)的國度,但是,給1.2億日本人的典型性格或者日本人的獨特性格下一個客觀科學的結論,也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那麽,日本人究竟具有怎樣的性格特點呢?有一則非常有趣的幽默故事,似乎可以幫助我們從一個側面初步了解日本人的性格特點。宇宙人為了測試地球上各國人的性格特點,把一個地球人從未見過的物體扔到大道中央,然後藏到盤旋在空中的圓盤中,觀察地球人拾到這個東西後的反應。 如果這人拾起物體,放在眼前從各種角度觀察,那一定是法國人,因為有繪畫天賦的法國人善於用眼睛(視覺)觀察事物;如果有人把它拿起來放到耳邊搖晃,那一定是德國人,因為貝多芬的同胞習慣用耳朵(聽覺)認識事物。如果這人拾起來後敲碎它看個究竟,他就是鬥牛士之鄉的西班牙人,為了解開疑問,他們既不用眼睛也不用耳朵。英國人不像西班牙人那樣隨便就下手,而是用幾天時間耐心觀察拾到的東西,甚至試著使用它,以獲得感性認識,之後再召集全體家庭成員投票決定如何處理。中國人在這方面要比英國人更有耐心。他們撿起之前先小心環視四周,在確定沒有人看到的情況下,如君子般不慌不忙地拾起來放入袖筒,並不急於探明那是什麽東西,重要的是先把它保存起來,因為中國人認為,總有一天會知道那到底是個什麽玩意兒。 這里並不是故意撇開美國人和蘇聯人不談。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們對這事兒沒有任何反應,從一開始就沒有見到他們為此發愁:美國人把這事兒完全委托給電腦,而蘇聯人只向克格勃匯報了事。 現在,問題來了。日本人會有什麽反應呢?他們既不會放在眼前反複觀察,也不會放在耳邊晃來搖去地仔細聽,更不會敲碎或者偷偷放到袖筒里。 日本人究竟會怎樣呢?他們一旦拾起那個物體,就會以最快的速度試著做一個與之完全相同的東西。當然,不是按照原來的尺寸,而是把它小型化,縮小到可以放在手掌上欣賞,然後一拍大腿,念念有詞地說:“原來如此!” 我們不知道這則故事是誰編撰的,是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科學家還是作家,也不知道這位編者是哪個國際組織的成員或是哪國人。不過,這位作者一定是一位熟悉諸多國家社會文化特點的有識之士,並善於歸納和整理學問之人。這則故事對於各個國家民族性格的描寫實在是太絕妙、太經典了。這則故事不僅使我們了解了諸多國家國民性格的典型特征,更使我們對日本人的性格特點印象深刻:日本人善於模仿、喜歡縮小。 長期以來,有關日本人的性格問題,日本國內和國外的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並出版了數量較多的文章和論著,其中不乏大作、名作。日本國內以柳田國男、丸山真男、本居宣長、土居健郎、和辻哲郎、南博為代表的眾多著名學者,運用各種理論對本民族的國民性進行了堅持不懈的分析和研究;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於上世紀40年代撰寫的《菊與刀》自出版至今一直是了解日本人的經典著作;韓國著名學者李禦寧於上世紀70年代撰寫的《日本人的縮小意識》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認識日本人的嶄新視角;中國著名學者黃遵憲的《日本國誌》(1898)、戴季陶的《日本論》(1928)和周作人的《周作人論日本》(1944)等,則代表了那個時代中國學者對日本人、日本民族性格的研究成果。進入20世紀90年代,我國有關日本人研究的論著和翻譯作品層出不窮,相關研究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高峰期。僅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一書在我國的譯本就不止八種。分別由商務印書館、光明日報出版社、中國社會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九州出版社、當代世界出版社、南海出版社和沈陽出版社等出版。 此外,相關著作(包括譯著)不斷問世。日本學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源了圓的《日本文化與日本人的性格形成》(1992翻譯版)、清少納言的《日本格調》(2003翻譯版)、深見東洲的《走進日本》(2004翻譯版)、茂呂美耶的《物語日本》(2006)和《傳說日本》(2007)及《平安日本》(2007)、南博的《日本人論》(2007翻譯版)、河合隼雄的《日本人的傳說與心靈》(2007翻譯版)、堀之內秀久的《長壽的日本》(2007),等等。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包括趙軍和沈潔合著的《日本的社會與人》(1996)、李兆忠的《曖昧的日本人》(1998)、尚會鵬的《中國人與日本人》(1998)、葉渭渠的《日本文化論》(2000)和《日本文化史》(2003)、王勇的《日本文化》(2001)、李培林的《重新崛起的日本》(2004)、王誌強的《如此日本人》(2006)、馬驛等的《醜陋的日本人——日本文化的明與暗》(2006)、李建權的《日本精神》(2007)、白巖松等的《巖松看日本》(2007)、程麻的《零距離的日本》(2007)、李濤的《罪與恥》和《武士道》以及《大和魂》(2007)、汪公紀的《日本史話》(上、下)(2008),等等。美國學者對日本民族也表現出了持續的研究熱情,例如,賴肖爾等的《當今日本人——變化及其連續性》(1998翻譯版)、大衛•松本的《讀解日本人》(2004翻譯版)、約翰•內森的《無約束的日本》(2007翻譯版)、康拉德•希諾考爾等的《日本文明史》(2008翻譯版),等等。此外,還有韓國作者李禦寧的《日本人的縮小意識》(2003翻譯版)和李元馥的《漫畫日本》(2006翻譯版),以色列人S.N.艾森斯塔特的《日本文明》(2008翻譯版)等。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日本研究的系列叢書也紛紛閃亮登場。例如,2004年的“日本社會學名著譯叢”,已經翻譯出版了《日本的現代化與社會變遷》、《秘密和恥辱——日本社會的交流結構》、《文化民族主義的社會學——現代日本自我認同意識的走向》、《移民和城市》、《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終結》、《家和同族的歷史社會學》等書。2005年的“日本學術文庫”翻譯出版了《風土》、《日本人的心理結構》、《東洋的理想》、《日本的神道》、《國民性十講》、《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等作品。2007年的“日本文化譯叢”有《讀解日本人論》、《日本人論之方程式》、《日本人論再考》等書。2007年的《看東方:日本社會與文化》系列有《何謂日本》、《何謂日本人》、《日本人的意識構造——風土、歷史、社會》、《身邊的日本文化》、《日本的民俗宗教》、《“日本人”論中的日本人》、《不平等的日本——告別“全民中產”社會》等。 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被稱作日本民族性格研究的經典之作,至今仍被奉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先河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要結束之際的1944年,為了做好進駐日本的各種準備,作者受美國軍方之托,撰寫了一份有關日本人性格的調研報告,後整理成該書。作者主要是從人類文化學的角度,通過調查采訪美國本土的日本人和分析整理日本電影、戲劇作品等完成的。而且,作者是在完全不懂日語和沒有親身實地感受的條件下完成該書的。書中通過大量的事實,總結和分析了日本民族諸多不可思議的雙重性格,並將書名確定為《菊與刀》。“菊”代表和平、和諧及和睦,“刀”代表武力、殘暴及戰爭。書中指出,日本人正是這兩種矛盾性格體的集大成者:“我們把人加以分類,是期望他們的行動能始終如一。不管他們慷慨大方,還是小氣吝嗇;樂於助人,還是生性多疑;是保守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二者必居其一。我們希望每個人都信仰某種特定的政治思想,並且堅決反對與其相左的意識形態。日本人從一種行為轉向另一種行為在精神上不會感到痛苦,這種能力是西方人所難以理解的。我們從來沒有體驗過如此極端的可能性。但在我們看來,矛盾已深深植根於他們的人生觀之中,正如同一性植根於我們的人生觀之中一樣。” 女作者接著指出:“菊與刀便是這樣一組矛盾。很大程度上,日本人是既生性好鬥而又溫和謙讓;既窮兵黷武而又崇尚美;既驕傲自大而又彬彬有禮;既頑固不化而又能屈能伸;既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既忠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於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十分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而當別人對他們的劣跡毫無所知時,他們又會被自己的罪惡感所擊倒。他們的士兵規規矩矩,但骨子里他們又生性叛逆。” 魯思站在西方人的立場上看,認為日本人的行為充滿矛盾和怪異。應該說,這些概括大都是印象主義的,並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特點。盡管如此,該書中的許多觀點對後來的日本人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我國著名學者周作人早在上個世紀40年代同樣註意到了日本人的這一特點,他在自己的書中指出:“近幾年來我心中老是懷著一個大的疑情,即是關於日本民族的矛盾現象的,至今還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愛美,這在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為什麽在對中國的行動顯得那麽不怕醜。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藝美術都可作證,行動上卻又那麽拙,日本人喜潔凈,到處澡堂為別國所無,但行動上又那麽臟,有時候卑劣得叫人惡心。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說是奇跡。” 魯思•本尼迪克特和周作人幾乎在同一時間——1944年——指出了同一個問題。這應該不完全是巧合,多少說明這一問題的重要意義被人們同時發現,所謂“英雄所見略同”。他們的論述意義深刻,闡述精辟,揭示了日本民族帶有典型意義的性格特征。 不可否認,魯思•本尼迪克特和周作人的認識為今天我們認識日本人奠定了很好的理論鋪墊,但他們的認識也必然受到當時社會環境和歷史條件的制約,不可避免地帶有當時的時代印記和局限。20世紀三四十年代,正值日本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我國的侵略行徑逐步擴大、罪惡殘忍的暴行逐步升級的黑暗時期。因此,兩位學者的論述大多集中在與戰爭相關的一面,即“殘忍、好戰、黷武、傲慢、善變、倔強、叛逆、勇敢、喜新”等,相反的一面如“溫柔、祥和、好美、尚禮、呆板、馴服、忠貞、懦弱、保守”等性格特點沒有得到足夠的註意。 六十多年過去了,當年魯思•本尼迪克特和周作人研究的社會歷史背景已經不複存在。二戰後,經過急劇的社會變化和飛速發展,今天的日本在各個方面與當年及歷史傳統產生了很大的不同。特別是隨著電視機、計算機以及網絡技術的普及、開發和運用,世界上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的交往更加頻繁,相互之間的影響和依賴也更加深刻。 俗話說得好,“山河易改,稟性難移”。一個人如此,一個民族也是如此。一個民族的性格,是在其漫長的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並被大多數成員所認可和接受的,要想改變,特別是改變其中帶有明顯民族特征部分的性格更是困難。筆者在此方面也頗有感觸,上世紀90年代,本人赴日本留學和進修,在此期間除了努力學習心理學的專業知識之外,還希望通過近距離接觸日本社會和直接感受日本人真實生活,總結提煉出現代日本人雙重性格的點滴特征。回國後,把這些親身感觸盡快整理出來的願望日益強烈,並先後發表了近10篇這方面的論文,同時,逐漸梳理出了本書的輪廓和思路。近年來,在不斷學習、不斷總結和不斷探究中,進一步充實了相關內容,增強了完成這一研究的信心。 本書對現代日本人雙重性格的認識,主要從以下六組對立性格開始,即“擴大與縮小”、“模仿與創新”、“勤奮與享樂”、“傲慢與謙卑”、“開放與封閉”、“現代與保守”。當然,這六組性格不可能涵蓋日本人雙重性格的全部內容,我們還可以舉出“熱情與冷漠”、“清晰與曖昧”、“嚴謹與靈活”等。但是,通過這六組對立性格的分析,至少可以使我們對日本人的雙重性格有一個最基本的了解和認識。 上面我們說到,給一個民族的典型性格下一個準確科學的定義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這六組典型性格的內容而言,書中的闡述和介紹也不是一味強調日本人的共同特質,而否定階級、階層、集團、性別、年齡、地域的差異。但為了保證本書的科學性和說服力,筆者力圖超越階級、階層及其他區別,只選取大部分日本人所具有的共同性格特征和歷史發展的主線或主流意識。 下面,就請各位讀者與我們一起開始一次日本文化的特殊之旅,去共同體驗日本人雙重性格世界里的奇妙與感動,去看看日本人在歷史上和現實中所創造的一幕幕悲劇、喜劇、歷史劇、現代劇…… |